溥儀患陽痿多年親自安排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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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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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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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提出希望溥儀能找一個合適的妻子。在專門為愛新覺羅家族舉行的一次家宴中,又一次提起了溥儀的婚姻問題。這時溥儀的二妹和三妹悄悄交換了一下眼色，小聲說：“我大哥有病……”

　　于是，在的直接過問下，全國政協委托協和醫院對溥儀的身體作了一次徹底檢查。據說診斷書上依舊令人“惋惜”地寫著：患者于三十年前任時，就有陽痿，一直在求治，療效欠佳……曾三次結婚，其妻子均未生育。

　　后來，全國政協又特地請著名老中醫施今墨為溥儀診斷。經檢查，老中醫的結論是：生理本質未發現太大問題，病有可能治愈。這以后又請了廣安門中醫院著名老中醫岳美中，又請了著名中醫蒲輔周，又請了人民醫院院長鐘惠瀾，又請了四代祖醫張榮增。張榮增還特地為溥儀獻出了兩劑妙方：

　　（一）鹿茸五錢，多至一兩，長毛切片，山藥一兩為未。薄絹包之，用白酒一瓶浸泡后飲之。日三小杯為度，酒盡，再浸泡一瓶。飲后，將鹿茸焙干，作藥內用，必效。

　　（二）沉香五兩，木香一兩，青鹽一兩，川棟子肉青鹽炒三兩，枳殼去稂，酒浸后炒，韭子酒浸炒各三兩。成丸服用。

　　溥儀的婚姻問題甚至還引起了的關注。在寓所設家宴邀請溥儀和王季范、章士釗、程潛、仇鰲等四位老人吃飯時，曾問溥儀：“你還沒結婚吧？”溥儀說：“還沒有呢！”說：“還可以再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這番話的分量在當時似乎一點兒不亞于溥儀登極親政時說的話的分量。所以，上自國總理，下到溥儀的家人，大家都為選擇溥儀的第五個女人而忙碌起來了。

　　據說這期間溥儀有過與五個女人的毫無結果的交往。第一個是婉容姨娘的女兒，是一個看上去“門當戶對”的滿族姑娘。她將近五十歲了，因為從小生活在貴族家庭，嬌生慣養，渾身上下，仍然是一副闊小姐的作風。解放了許多年，還是不愿意參加工作，說話、走，一招一式都忸怩作態。溥儀因為對她絲毫不感興趣，所以就跟她開了幾句玩笑。誰知她自己竟然動了芳心，以為溥儀對她有意，事后一再托親屬給溥儀捎話，表示愿意跟溥儀交朋友。后來溥儀沒辦法，只好。

　　第二個是溥儀七叔載濤的干女兒，是一個靠皇恩起家并且念念不忘皇恩的靚姐。她很年輕，整天打扮得像個花蝴蝶。頭頂上鑲銀佩珠，脖子上更是珠光寶氣，臉上自然少不了厚厚的脂粉。靚姐還會唱昆曲，并且造詣頗深，唱起來讓人柔腸百轉。她還會跳舞，曾百倍熱情地邀請溥儀與她共舞，并且還不止一次主動送貨上門地趕到當時溥儀住的崇內旅館，似乎不僅要口頭上“獻愛心”，而且要實際上“見行動”。靚姐朝氣蓬勃，魅力無窮。沒想到溥儀“根據自己選擇愛人的標準”，竟覺得靚姐“尚不理想”，于是就“對她采取了回避態度。”

　　第三個女人是一位文史專員幫溥儀物色的。她三十多歲，人長得很漂亮，并且也常到政協禮堂跳舞，舞也跳得相當漂亮。溥儀跟她接觸了兩三次，有人說這女人作風不好。“作風問題”是中國一個時期看似含混其實含義眾人皆知的一個專用詞匯，說清楚了就是指男女之間存在某種不正當的關系。溥儀后來也弄懂了這個晦澀曲折的詞匯的真正含義，他似乎由此找到了女人的借口，于是就立刻不再與她往來了。

　　第四個女人是一位政協委員。她是經一位副部長介紹給溥儀的。副部長還專門安排了一頓飯，讓兩個人見面。飯吃得差不多了，副部長喜鵲銀河搭橋一般地說：你們倆出去走走吧。倆人像誰也沒聽見似的，都沒動地方。于是，這一面以后再就沒有下文了。

　　第五個女人還是政協的人給介紹的。這一位不但有身份，并且還能講幾國的外語。可算得上“鳥語花香”了。無奈溥儀反復考慮的結果，“覺得還是不夠合適。”于是又“拜拜”了。

　　五個女人，有門當戶對的同族，有撩扉的靚姐，有上頗有地位的官員，也有精通外語適合外交的儒婦。這些人各有所長，各有千秋。沒想到，就是因為她們各有千秋，溥儀反倒覺得不夠合適。

　　最后李淑賢出現了，這一次，溥儀沒覺得“不夠合適”。相反，他感覺很合適。李淑賢什么地方使溥儀動心了呢？李淑賢在自己的《溥儀與我》一書中這樣說：

　　論文化，我只有高小程度；論職務，是個普普通通的；論待遇，我不過每月掙那么五十幾元錢工資。溥儀為什么偏偏能夠愛上我？而且愛得那樣誠摯，那樣深沉！

　　李淑賢一直都感到困惑。其實解開這個迷底也不難。溥儀后來曾向李淑賢談到他第一次見到李淑賢的印象。結婚以后，溥儀也向我講過他第一次見到我的印象。他對我說：“你穿戴樸素，人品老實，經歷很苦，讓人同情。又是搞醫務工作的，和我興趣一致，我喜歡。”。

　　的確，李淑賢八歲喪母，十四歲喪父，后來受繼母，又從上海輾轉到避難，寄人籬下。好不容易能生活了，又頻頻遭受各種疾病的。她沒有婉容那般如花的容顏，也沒有譚玉齡那樣亭亭的身段，甚至連最能呈現女性魅力的部位，在她身上也表現得過于平淡。并且她還說：“我這個人經不得風霜，常常感冒。”“一九六三年一月間，我因婦科慢性病發作而不得不住院治療。”“我因患子宮瘤而施行摘除手術……”

　　顯然，李淑賢在溥儀的眼里是一個弱者。與李淑賢相比，溥儀過去見的那些女人都太年輕，太健康，太活躍，太正常，或許某種要求還太強烈，溥儀顯然應付不了那種強烈的要求。在這方面他一生的實在太多了。餃子吃膩了就想吃窩頭，這是換口味。溥儀的這種選擇不僅僅是換口味，更是一種知己知彼，是一種明智。明知道自己只能扛五十斤，那就絕不能硬撿一百斤的袋子扛。這常簡單的道理。

　　不過后來與李淑賢有過多年交往的賈英華出版了《解密》一書，第一次披露李淑賢曾做過舞女，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離婚的前夫解放后被。與溥儀結婚一年多前，她與第二個丈夫剛剛離婚，這以前她還曾與一個日本一度同居。李淑賢在自己的《自傳》里也說：“我曾經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一個人到處流浪……解放后男人和女人才真正平等了。”至于李淑賢的身世如此復雜怎么能成為溥儀的妻子？賈英華的回答是：“雖然當時審查那樣嚴密，但恰恰是嚴密之下也有偶爾的漏洞。當時有一個特殊情況，在他們婚前，全國政協也在調查李淑賢的身世背景，等事情弄清楚，他們不但已經結了婚，而且正在鬧離婚呢。”賈英華還說，為了防止溥儀再次離婚造成不必要的影響，曾專門溥儀夫婦，這以后，李淑賢就沒敢再提離婚的事了。李淑賢鬧離婚的起因據說也是因為溥儀與他的荷爾蒙。

　　溥儀一生有過四次婚姻和五個女人。但稱得上戀愛的只有與李淑賢的最后一次，真正平等的愛情也只有這最后一次。溥儀愛過譚玉齡，他甚至把譚玉齡的骨灰帶在身邊。但即使這樣，他對譚玉齡的愛仍然不是平等的，而只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是帶有更多的“寵幸”成分的。惟有李淑賢是一個例外。溥儀對李淑賢的愛甚至表現得令人難以置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晚七時，南河沿政協俱樂部禮堂，一對不尋常的戀人在這里舉行了婚禮。與過去皇上的大婚相比，溥儀與李淑賢的婚禮似乎過于簡單。但出席婚禮的人名望并不低。載濤、溥杰、鄭洞國、杜聿明、范漢杰、王耀武、廖耀湘……，人士，一應俱全。婚禮的第二天，即專門派國務院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到溥儀家中祝賀。

　　婚后要求不算強烈的李淑賢還是發現溥儀在背著她注射男性荷爾蒙。那次李淑賢感覺溥儀什么地方有些不對勁。李淑賢問溥儀是怎么回事兒。溥儀躲躲閃閃的。李淑賢查看醫院的廢棄物簍子，結果發現了剛剛用過的荷爾蒙針劑瓶。李淑賢嗔怪地說了溥儀。這件事發生在溥儀與李淑賢婚后一個星期。

　　按說李淑賢應當滿足。溥儀不僅解除了李淑賢上的孤獨，而且開拓了李淑賢的眼界，尤其是：他把李淑賢從一個很普通的小圈子帶入了很高的上層。在那里，李淑賢不僅與許多過去想都不可能想到的著名人物平起平坐，而且她還多次見到，見到，見到許多外國領導人。她陪同溥儀游覽了全國各地，每到一地都受到周到細致的接待。對于這樣一個出身坎坷且體弱多病的年近四十歲的女人，這一切難道還不夠嗎？李淑賢還能不滿足嗎？更何況這是一個心地十分善良的女人，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女人呢！

　　溥儀的一生似乎都是在不那么雄性的狀態下度過的。盡管他曾經努力過，曾經極力想改變這種狀況，并且許多人也為這種改變而煞費苦心，但最終的結果還是不很理想。那幼年的創傷實在太深刻了，以致深刻到這以后的年代一直都無可。

　　馬克思把人放到社會中去考察，得出了“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樣一個結論。弗洛伊德把人做為一個純粹的人來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人受“力必多”支配。“力必多”似乎可以理解為表現為性欲的一種自然物質。當人們想方設法去究竟是馬克思正確還是弗洛伊德正確的時候，人們自己已經在走進誤區了。就像一個人說蘋果是圓的，一個人說蘋果是甜的。而另一些人則想在“圓”和“甜”兩個結論中確定一個、否定一個一樣，是不可能不陷入的。

　　人受“力必多”支配。反過來，一個人的狀態也??學家普遍認為：一個人是充滿自信的，還是缺乏自信的；是果敢的，還是憂柔寡斷的；是十分從容的，還是緊張而不松懈的，這些都會在他時表現出來。行為往往是一個人形態的縮影。在性行為中表現出的不健全，往往不僅決定這個人個性，而且影響這個人的社會行為。性的弱化會直接導致人的弱化，甚至會導致人的。我們當然不能奢望一個沒有的人會有什么創造力，我們也不能奢望一個沒有任何沖動的人能做出什么轟轟烈烈的大事。弱化了的人只能無所事事，只能，只能任人。他不但不敢為天下先，而且不想為天下先。他自己是一潭死水，自然也滿足于周圍的一潭死水。

　　中國歷史上有個始，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末代。人們如果有興趣把最早的和最后一個加以比較的話，那么會看到一些什么呢？

　　始皇贏政，這是一個長八尺七寸，大七圍的彪形大漢。他、日角、大目、隆鼻。他力拔山兮氣蓋世，舞劍弄棒，無所不能。他對愛情、性欲、友誼、榮譽、地位以及財產，永遠不會感到滿足。他長大了。長大了的他干了些什么？他并吞八荒，囊括，數十萬裝備精良、士氣高昂的秦軍，南北征戰，一舉掃平了韓、趙、燕、魏、楚、齊六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統一大業。接著他斷然決定：廢除周王朝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央制體系，中央設三公九卿，把帝國劃分為四十一個郡以及若干個縣，將最高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他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他活潑旺盛，充滿朝氣，像一匹不停奔馳的野馬，只知永往直前，從不后退。他人將垂老，仍對蓬勃的生命充滿留戀，于是不惜重金，派人四處去尋覓仙藥，能使自己青春永駐，長生不老……。

　　這是怎樣一個強悍的生命啊！秦始皇的這些所有作為，都不難使人看出他體內澎湃涌動的“力必多”。那么溥儀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從溥儀身上感受到那澎湃的“力必多”了嗎？如果沒有感受到，那么我們能不能斷定，這就是末代的悲劇所在呢？或者這就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所在呢？

　　中國最早的一個和最后的一個，迥異的個人素質，迥異的經歷，截然不同的命運和結局，這難道僅僅是一種歷史的偶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