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文壇“年齡焦慮”，被“催熟”的青年寫作怎么破

對于真正想要長期寫作的青年寫作者，傳播渠道的多元、充沛，并不代表現有文學體制足夠健康、完善，規模和數量的過剩，反而會讓一些真正的好作品被“飽和溢出”的信息所淹沒和稀釋

作家要走得長遠，需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適區”，松綁已有的寫作或思維慣性，當更多中國年輕作家從自身和現實出發，找到根植日常卻又超越現實的“跳板”，或許能打開新的類型寫作之可能

如今，文學作品的發表和出版相對變得越來越容易，大量的85后、90后青年寫作者借助文學期刊專欄、征文比賽、文學獎項以及新媒體平臺，涌入我們的閱讀視野。由此產生的疑問和爭議也層出不窮——被推介的新面孔們能提供富有創造力的審美元素嗎？文壇是否普遍存在“青年崇拜”？這背后彌漫的“年齡焦慮”意味著什么？

評論家黃德海拋出反思：“這些年，我們對青年作家的刻意推舉太多了，也因此造成寫作不會遇到真正的障礙，從而延遲或阻斷了對自身問題的思考，妨害進步。不少發表作品形成‘雜志路數’或某種套路，最后變成我們自己都討厭的同質化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青年寫作是不是可以換成‘成熟寫作’的提法？”

無論是上周末在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現場，從“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主題激蕩出的話題漣漪，還是最近《中華文學選刊》對百余名35歲以下寫作者展開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都釋放出一個信號：對于真正想要長期寫作的青年寫作者，傳播渠道的多元、充沛，并不代表現有文學體制足夠健康、完善，規模和數量的過剩，反而會讓一些真正的好作品被“飽和溢出”的信息所淹沒和稀釋。

全世界都渴求年輕血液，是剛需還是“媚少”？

“一直鼓勵青年的姿態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帶來矯揉造作的作風。這幾年，年輕人都被獎勵得快瘋了——出來一個人，剛露面就拿獎，頻頻出書，雖只能賣兩三千冊，但大家就很起勁，迫不及待去‘催熟’。有些年輕人寫得根本不成熟，甚至只是習作，對這個世界沒有到位的認識。其實，每一代都是從競爭里拼出來，被退稿，有瓶頸，是必經之路。有的人本來就耗盡了，給他們不應得的虛榮，容易把人帶入火坑。”黃德海認為，人們說要反對同質化，但似乎又在用鼓勵求新求變的方式加重了同質化。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用“媚少”形容這一心理狀態，認為對青年寫作群體的過度討好是值得警惕的。如今，出版界對文學新人的渴求有多迫切？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談到，不少年輕作者剛寫了一些作品，就迫不及待和出版社合作推上市場，“但反響比較慘淡，出了幾十種書，如今仍被認可提及的也就三四個人”。他分析說，文學創作的生長是有自然秩序的，但因種種期待和整體氛圍，這種秩序一旦被干預后，可能會讓優勝劣汰產生某種不平衡。

也有期刊編輯和評論家認為，尋找新鮮血液和年輕聲音，是文壇的一種剛需。《鐘山》副主編何同彬談到，從職業角度考量，等青年作家都寫成熟再發表就晚了——“很多國內刊物在推廣青年人方面不遺余力，像動力十足的收割機一樣，一茬一茬地割，生怕漏掉誰。這讓不太注重群體性、事件性推出青年作家的刊物很焦慮。”他半開玩笑道，要是作家成名后都說，我們是從某某刊物走出來的，卻很少提及《鐘山》，那就無比尷尬了。

不光是國內文壇，外國不少文學獎項也傾向于頒給年輕人或剛投身文學創作的人。比如，著名的法國龔古爾獎一般都頒給三四十歲作家，近些年甚至直接頒給處女作，如法國里昂圣馬可中學48歲生物教師阿歷克斯·熱尼以處女作《法國兵法》拿下2011年龔古爾獎，80后作家蕾拉·斯利瑪尼在35歲時憑借《溫柔之歌》獲獎。“剛起步的作家也可以寫就成熟作品，甚至是傳世之作，像蘭波、加繆等。歸根到底，文學應嘉獎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是過多權衡作家的年齡、資歷。”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說。

粗糲的、新鮮的、異質性的寫作在哪里？

在評論家方巖看來，一定程度上的“青年崇拜”是需要的，畢竟文藝圈要改變現有處境、往前挺進、擴大隊伍；但他也注意到，一旦青年寫作和豐厚的欲望訴求摻和在一起，失去了本心匠心，就很可能走下坡路。“真正的青年寫作，應該提供一些粗糲的、新鮮的、異質性的東西。”他談到，比如作家默音《甲馬》、周愷《苔》、李宏偉《國王與抒情詩》等小說，在題材、敘事、文本上作出了新銳而寶貴的探索，風格鮮明，辨識度很高。

“最新鮮的東西最容易腐壞，需警醒到底何謂真正的新鮮。”《上海文化》副主編、評論家張定浩認為：青年寫作中的一些“失控”，反而是動人的，能避免很多油滑的東西；保持真正年輕的寫作心態，要主動與流行性話語保持疏離，這種疏離感是青春氣息的關鍵質地。

“總說成名要趁早，這當然很重要，但成名早往往也意味著容易走向曇花一現。優秀的青年寫作者，更應耐得住寂寞，不被鮮花和掌聲迷惑，不被各種獎項征服，靜靜感受觀察巨變中的復雜時代。”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直言，文學是創造、是發現，但所有的創造和發現，除了來自靈感，更多的是來自對于時代、社會、人心的自我傾聽和召喚。“要把寫作投入到世界這個廣闊的舞臺上，在這個舞臺上該寫什么、表達什么，決定了青年寫作者的創作未來。”恰如作家左眩所說：思考，書寫，表達，這注定是漫長的過程。在寫作尚未成熟的階段，與其去做被高高拋起的那一個，不如去做匍匐在地的那一個。

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作家黃昱寧看來，國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國內那么著急”，更看重青年作家的異質性。以目前在歐美文壇嶄露頭角的愛爾蘭90后作家薩莉·魯尼為例，她第二部作品《普通人》獲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說獎，成為這一獎項史上最年輕得主，其小說《聊天記錄》中譯本也即將上市。“魯尼的語言看上去非常時髦，以聊天記錄串聯起現代人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天然的‘網感’；批判力度也很強，文本中對于西方社會階層之間沖突的敏感令人驚訝，這種敏感甚至是相當老派的。”

“青年”標簽不是通行證，是時候松綁寫作慣性

在書評人宗城看來，刻意對立“青年”與“中老年”寫作，粗糙劃分框架容易讓討論變成一個標簽和另一標簽的打架，淪為權威對年輕人的說教。《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告訴記者，圍繞當代青年寫作的爭議，更多折射出現有文學傳播格局、評價體系與整體生態的問題，應借助討論青年寫作加以全局性反思，而非將之窄化為某一代際寫作者的問題。

也就是說，“捧殺”和“鼓勵”是兩碼事，青年寫作的倡導不應刻意區分年齡。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作家王安憶，針對80后90后年代分層有個講法：“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于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后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

而這種“思想的濃度”并非多讀幾本經典中外著作就能釀成。誠然，青年作家的文化視野越來越廣，甚至能直接看懂外文著作，無須借助中譯本，對一門或多個語言門類的“世界文學”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反哺自身寫作。但另一方面，看似放眼全球的視野，能否真正為創作加分，從而更好、更快地進入相對成熟的寫作狀態，也取決于不同個體對生活素材的把握。

何同彬發現，一些年輕人的主要才華都體現在給作品起篇名和寫創作談上了，張口閉口都是“世界文學”的各種“高級”經驗，但寫出來的作品經常乏善可陳，跟他們所嫻熟討論的“世界文學”并沒有關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也認為，有的青年學子說起文學理論、敘事技巧來頭頭是道，卻嚴重匱乏對身邊人與事的觀察了解，這種對所處生活的漠視乃至選擇性偏見，很難創作出富有可信度、感染力的文本。

作家要走得長遠，需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適區”，松綁已有的寫作或思維慣性，當更多中國年輕作家從自身和現實出發，找到根植日常卻又超越現實的“跳板”，或許能打開新的類型寫作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