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上海交大專家總結了這次疫情的10大反思！第一條就指出疫情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

原標題：重磅！上海交大專家總結了這次疫情的10大反思！第一條就指出疫情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

2月2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國強，副院長江帆等上海交通大學的專家團隊在《中國科學：生命科學》雜志發表評述文章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 ，分析了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

第一個問題：

國家重大公共衛生疫情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有度, 初期科學防控預案缺乏

文章指出，據1月29日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回顧性病例分析論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報道，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而在2020年1月1日，當地公安機關先后對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8名發布“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人員以“散布謠言”為依據進行處理。據隨后各方公布的報道顯示，此后的1月1~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12~22日，又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但是，有關部門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眾報告“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14日報告“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文章認為，在這3~4周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進而加大了后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直到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先生才公開宣布這種疾病呈現了人傳人的特點。

文章同時指出，國家衛生部門和疾病防疫部門應該在“內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學合理的防控預案，既要有最好的預期，也要做最壞的打算。平時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預案是缺失的。

第二個問題：

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文章指出，2003年SARS之后，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一度受到重視，但是，隨著時間的延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意識開始淡化、甚至沒有得到真正重視和有效落實。

其次，公共衛生與醫療機構的分工協作機制不全、聯通共享環節欠缺，存在“防控-治療”分離的問題。文章表示，在此次疫情發生早期，臨床醫生從個案診治中已經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及人傳人的可能性，但是卻沒有一支專業高效的公共衛生隊伍能夠在第一時間深入現場，進行細致、縝密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及時確診問題。

第三，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教學科研和實踐的執行功能分屬于高校公共衛生學院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由此導致公共衛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國大多數地區在公共衛生方面的財政投入少，公共衛生在體系(軟、硬件)建設層面的投入低，公共衛生人才流失嚴重。文章指出，從公衛人員配備數量上看，中國CDC只有大約2100名員工，對比只有中國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國CDC的24000名員工差距明顯。

同時文章還指出另一個問題，由于預防醫學等公共衛生專業畢業生的待遇普遍不高、公共衛生人員職稱晉升相對困難、成就感和社會地位較低。這些因素導致公共衛生專業的生源質量存在較大的問題，畢業后轉行的比例很高。

第三個問題：

應急響應機制難以應對威脅人民健康的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文章指出，本次疫情發生后，多個省市在第一時間啟動了“一級響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和蔓延。但就全國范圍而言，疫情來勢之兇猛，遠超預期，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的公共衛生事件響應機制尚不足以應對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文章表示，面對疫情突襲，病毒的檢測與分離環節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盡管現有的技術發展能夠確保在最短時間研發出病毒檢測試劑盒，但是平時作為三類醫療器械的檢測試劑盒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正式上市。在突發疫情來臨時，如何啟動應急程序，在確保檢測質量及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將檢測權限下放到有資質的醫療機構成為了疫情防控的核心問題之一。

文章表示，此次疫情暴發后，因為流程尚不清晰，出現了符合資質的醫療機構遲遲無法獲得檢測資質，大量疑似病人積壓給臨床工作帶來巨大壓力，而疾控部門由于短時間研發生產的檢測試劑質量“良莠不齊”，樣本采集標準化程度不高等問題難以將檢測權限下放。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的溝通與協商機制在早期不夠健全，影響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篩查和確診，成為延誤診斷的“堰塞湖”。

此外，文章還指出，疫情發展過程中應急啟動醫療機構分區診療、全面隔離確診與疑似病例、有效切斷傳播途徑的舉措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傳染病醫療資源儲備不足問題突顯，以武漢市為例，戶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萬，而專門的傳染病醫院僅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兩所，床位共900余張，0.64床/萬人，遠低于我國傳染病醫院床位數按城市非農業人口1.2~1.5床/萬人設置的標準。與此同時，武漢市綜合性醫院內傳染科體量非常有限，更缺少可在突發情況下快速改變用途，“平戰結合”的感染病房。疫情防控戰一旦打響，醫政管理部門難以在第一時間組建有效的防控“預備隊”。

第四個問題：

科技創新成果基于臨床問題導向的針對性不強, 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通暢, 缺乏相關安全等級實驗室

文章指出，雖然國家自“十一五”開始就布局實施了傳染病重大專項，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對重大傳染病發生、發現、確定的系統性整合式全鏈條研究，仍嚴重存在論文導向的問題，多數研究成果不能對傳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關鍵技術支撐作用。

其次，針對傳染病的藥物和疫苗研發體系建設、能力建設、資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儲備滯后。

第三，相關基礎研究成果及時向臨床診治應用的轉化渠道不通暢，數據共享公開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雖然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等基礎研究部門在這次疫情中較快取得了系列成果，如快速獲得病毒序列并建立RT-PCR實驗室診斷方法，但未能及時推廣至當地醫院的臨床診斷治療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國內研究成果和臨床工作轉化渠道脫節，并且未公開發表的成果在國內難以得到重視和及時推廣。另一方面，中國科研工作者在數據共享方面的文化氛圍一直難以建立。臨床研究數據各中心之間難以共享，臨床、基礎及公衛數據難以共享整合，各方把持自己的數據，合作共享機制與氛圍均未有效建立。在這次疫情暴發中，盡管我國科學家第一時間發布病毒基因數據得到國際社會認可，但是在后續病毒在人群中的進化數據分析中，中國學者數據公開的速度遠低于國外學者，而這對于全球合作聯合對抗病毒變異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級醫學研究實驗室。文章指出，以美國為例，所有高水平大學醫學院和醫院基本都配備BSL-3實驗室，但據統計目前我國共有BSL-3實驗室43家(包括獸醫農業領域7家)，其中國家和各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所屬28家，科研機構所屬6家，高校所屬9家。高校中建有能夠從事非獸類病原研究的BSL-3實驗室的只有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醫科大學5家，而且規模和對外交流合作共享的范圍都極為有限，遠遠無法滿足科研需要。

第五個問題：

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療供給和戰略儲備不足

文章指出，本次疫情顯示，在應對新發突發特大傳染病疫情時，我國各地戰略儲備普遍短缺，主要表現在應急醫療服務人員和場地提供、應急醫療物資儲備和生產方面。

首先，應急醫療服務提供方面，我國各級傳染病醫院承擔主要的救治職責，但由于傳染病醫院醫務人員的日常培養缺乏綜合導向，科室設置缺乏包括外科、產科、兒科、預防等多個綜合功能科室建設，導致醫務人員對多人群、多癥狀、復雜疾病的臨床診斷和綜合治療能力較低。與此同時，雖然自2018年開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明確規定二級以上醫院要設“感染病區”作為輔助，但現有綜合性醫療機構感染病區專業設施與能力建設，尚不能在突發大規模傳染病疫情發生時有效形成體系救治患者。現有醫學培養體系中，專、精的專科化人才占據主導地位，而全科人才及多臟器、復雜疾病處置的醫學人才相對不足，使得醫療服務在重大公共衛生以及災難應對上顯得力不從心。

醫療物資的儲備機制方面，面臨重大疫情我國各個省市在公共衛生應急投入、相關醫療物資既有儲備、產能儲備等均存在重大短板。導致在這次疫情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多地均出現口罩、護目鏡、防護服、檢測試劑的短缺。

而在美國則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衛生部門聯合管理國家醫療戰略物資儲備，能為可能的疫情充分、快速、有效提供包括疫苗、藥品、器械、易耗品等在內的戰略儲備，迅速應對各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第六個問題：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干部專業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證決策能力的短板

文章指出，疫情暴發后，作為政府管理體系中最專業的各級衛生管理部門干部顯然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需要對所在地的衛生疫情有整體了解及防控布局，同時需要及時向地區主要領導作專業匯報。如果醫療衛生條線的領導缺乏專業背景顯然難以“勤能補拙”，尤其在疫情發展迅猛的壓力下，沒有專業背景的衛生主管部門領導在巨大壓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難以應對的短板問題。此外，地區主要領導是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指揮主體，在公共衛生事件萌芽階段的早期判斷與應對上，極為需要第一時間組織專家團隊提供決策建議(而不是一味等中央專家組的意見以及疫情的國家正式發布)。武漢作為國內臨床醫療、公共衛生及病毒研究最豪華的專業陣容所在地，此次專業團隊在當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斷及應對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沒有得到最大發揮，是需要深入思考與反省的。

第七個問題：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輿情應對和輿論引導能力存在較大缺陷

文章指出，疫情發生以來，任何與疫情有關的事件，從訓誡風波、論文風波、發布會風波、領導口誤風波、蔬菜風波、雙黃連風波、免職風波、紅會風波再到李醫生風波，都獲得了數倍于平常的關注度，也暴露出我們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輿情能力不足。

首先，輿情應對理念落后。以“封、堵、防”為核心的舊有輿情治理理念既不能及時杜絕輿情危機的發生，更可能因為應對“失語”造成次生輿情危機的產生，致使民眾產生負面社會心態。

其次，輿情應對能力不足。如發布會風波、紅會風波兩起風波后續引發的輿情效應對政府公信力產生較大沖擊，而其背后則反映出當前作為治理主體的各級政府、相關機構并沒有把輿情應對能力的提升擺在足夠重要的位置。

第三，“體制內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分歧日甚。主流媒體在很多時候重點關注更加全局和宏觀的疫情防控問題，而社交媒體不設門檻，很大程度上表達不滿抗議，甚至發布造成公眾恐慌的謠言。及時澄清事實，公布實情，消除謠言應該遠比簡單的“刪帖”更有正面效果。

第八個問題：

疫情發生后“次生災害”研判和應對體系有待加強

文章指出，2003年的SARS疫情對當年的經濟走勢形成了明顯沖擊，在疫情最為嚴重的二季度GDP增速較一季度回落2個百分點。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間，可以預見的是，本次疫情也一定會對中國經濟形成十分巨大的下行壓力。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旅游娛樂等服務業首當其沖，第三產業增速將較上年底出現較大程度的回落；疫情導致的返工延遲、農民工推遲返城等因素將對第二產業的增速產生明顯拖累。

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此類“次生災害”的影響，提前研判未來走勢和進一步加強應對體系建設顯得尤為重要。

第九個問題：

生態文明理念缺位, 野生動物市場監管乏力

文章指出，有數據顯示目前70%的新發傳染病，均來源于野生動物。

盡管我國相關執法機關在禁止野生動物非法捕獵、繁育、運輸、買賣和走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是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場監管乏力，國內依舊存在公然銷售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為目的非法捕獵、運輸、買賣等亂象，正是由于對野生動物保護不力，導致了本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現并最終成為全國性公共衛生事件。野生動物交易市場存在的因素有源于民眾“吃啥補啥”的落后飲食健康觀念和存在飲食獵奇的心態，更重要的是野生動物市場監管乏力，對違反者的懲罰力度不足，目前《刑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等都對于食用少量的“三有動物”(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和普通的野生動物缺乏規定或者規定不足，因此制裁的范圍和力度有限。

第十個問題：

民眾的公民素質和科學素養亟待提升

文章指出，在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主旋律中，卻確實夾雜著一些不和諧的雜音。公安部刑偵局的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已有超過20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故意隱瞞病例，山東濰坊的一名患者刻意隱瞞個人旅行史和人員接觸史，致68名醫務人員被隔離；福建一名患者明知自己來自武漢，卻對群眾謊稱來自菲律賓，未按規定進行居家隔離，還幾次參加宴席，導致7人感染新冠肺炎、近千人被要求居家觀察。

此外，在疫情防治時期制造和販賣假口罩、惡意造謠或發布誤導信息、盲目搶購各類物資、聚集性病例、歧視武漢人等也時有報道。上述問題的發生，有些是因為民眾的科學素養和健康素養不足，對傳染病缺乏應有的認識；有些是因為社會公德的缺失，缺乏對社會秩序、他人生命的尊重；有些是因為法制觀念的缺失，缺乏對法律應有的尊重。這些不僅會造成疫情的擴散、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使得公共財產遭受損失、社會秩序遭受破壞，表明我們國家在提升公民素質的這條道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本文編輯：王真

審稿主任：楊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