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與路遙：一種文學現(xiàn)象孕育一種文學精神

《山花》與路遙：一種文學現(xiàn)象孕育一種文學精神

　　作者：閻晶明（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在陜北延川，有一份名為《山花》的文學刊物，這份縣級文學內刊，從創(chuàng)辦至今已40多年。因為和一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并已確立經(jīng)典地位的作家路遙聯(lián)系在一起，又因近半個世紀堅持出刊，為當?shù)嘏囵B(yǎng)了一大批文學人才，《山花》名滿天下，人們用“山花爛漫”來形容它的成長和貢獻。

　　路遙的文學道路，他的精神成長，都與《山花》分不開。“《山花》與路遙”本身就既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也孕育了一種文學精神。把這種現(xiàn)象的獨特性、代表性總結出來，把其中的脈絡和價值挖掘出來，把路遙精神的內涵價值講清楚，給當代文學以啟示，十分必要。

　　《山花》與路遙互相成就的事實證明，文學刊物無級別，作家作品有大小。大刊物不是牌子大、級別高，而是看其對文學產生過的影響和價值。大作家更不是看其架子大、名頭大，而是取決于是否寫出了大作品。

　　《山花》和路遙互相成就的事實還證明，文學是一件堅韌的事業(yè)，要耐得住寂寞，要勇于在寂寞中堅持、堅守。作家創(chuàng)作要甘于寂寞，辦刊物同樣需要甚至更需要甘于寂寞。因為作家還有可能、有機會在沉默中爆發(fā)，辦刊物、當編輯則要始終為他人作嫁衣裳。山花不名貴，但山花爛漫就是一道亮麗風景。作家也是一樣，路遙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中，大家現(xiàn)在總喜歡拿他當年如何不被理解說事兒，比如被名刊退稿之類，而這個故事的翻轉里最值得評說的，是路遙的堅持與堅守。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不動搖，即使《人生》引起轟動，改編成電影名滿天下，但只有他自己內心知道，他還有更大的追求，沒有對創(chuàng)作的堅持，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平凡的世界》。只有《人生》的路遙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可能不會有今天的經(jīng)典地位。被退稿卻仍然堅持當然可貴，獲得榮譽引起轟動仍然堅持更加難得。

　　《山花》文學內刊 資料圖片

　　堅守就是堅持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態(tài)度，堅持為人民創(chuàng)作的立場。我們不應當苛求歷史上的人和事，潮流涌動也是時代必然和時事使然。但《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由當年的花絮，變成一個勵志的故事，事實上透露出堅守中的甘苦自知與隨潮流而求變之間的互相不理解，是對文學生命力究竟何在的不同理解。理解《山花》與路遙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解文學創(chuàng)作是一個艱苦跋涉的過程，從辦刊物的角度，是理解從事文學工作要做好始終寂寞但仍然要堅守的精神準備。

　　路遙的文學道路再一次證明，文學是與時代同步伐的，是時代精神的高度體現(xiàn)。作家要發(fā)時代之先聲，在時代發(fā)展中有所作為。路遙身居西北小城而能感應改革先聲，在一個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的時代，他敏銳地感應到時代巨變的步伐，準確地反映和表現(xiàn)在自己的作品當中。而這種敏銳與準確，不在于他掌握了什么不得了的信息，采訪到了什么重要人物，而在于他勤于讀書讀報，從大大小小的信息中感受大千世界涌動的潮流，他每時每刻都在關切普通人的命運，把他們的生活處境和期待中的改變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歸宿。路遙的價值今天已被充分論述和承認，甚至是放大，但路遙精神還需要繼承弘揚——讓后人看到路遙的成就，更看到成就背后的執(zhí)著。

　　路遙寫出影響廣泛的大作品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他在延川《山花》發(fā)表作品則在此之前。如何理解這本小刊物與這位大作家之間的關系，能不能說是《山花》培養(yǎng)了路遙，或是使他走上文學道路？從不同角度分析可能會得出不同論斷。但至少我們應當看到，《山花》時期路遙的作品，看似短小簡單，且留有特殊歷史時期的明顯印跡，但正是從這些作品中，可以讀出路遙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某種不變的追求和底色，可以看到他后來在小說作品里放大的情感基礎和文學基因。比如，被視為路遙第一篇小說的《優(yōu)勝紅旗》，這篇作品刊登在1972年12月16日的《山花》第七期上，講述了村民們修梯田爭“優(yōu)勝紅旗”的故事：年輕的二喜為得到紅旗而爭時間搶速度，石大伯沒有參與這種速度競賽，而是默默地為他們因為爭搶而留下的破漏處“返工”。小說從始至終強調的不是大干快上，而是烘托出一種扎扎實實的勞動態(tài)度，在今天叫“工匠精神”。這種“工匠精神”轉換成文學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恰恰體現(xiàn)在他多年后為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而做的準備中。路遙最早的詩歌《老漢一輩子愛唱歌》里，在看似頌歌的信天游里加入了諷刺。詩中描寫一位“權威”拿著筆要記錄“老漢”的歌謠，說回去后整理成詩集出版，進而又說“老漢”的唱曲太土，認定“土腔土調話太粗，這種作品沒出息”。而詩中的“老漢”卻對此予以嚴厲反擊：

　　“我一聽這話心火起，

　　一口氣頂了他好幾句：

　　山里的歌兒心里的曲，

　　句句歌頌咱毛主席！

　　山歌雖土表心意，

　　從來就沒想到出‘詩集’

　　那人把鼻梁上眼鏡扶上去，

　　一貓身鉆進臥車里——”

　　詩句里不但流露出路遙不可扼制的小說寫作才華，更表露出他骨子里的平民態(tài)度。這種遭遇和反擊，仿佛暗示了他多年之后真正走上文壇后的經(jīng)歷，他的斗爭精神和內心堅持，都仿佛寓言般地“預設”和透露在這首初期的詩作里，頗值得玩味。

　　延川的《山花》也是一種啟示，說明文學的人民性體現(xiàn)在樸素的情感里，體現(xiàn)在普及的過程中，雖說樸素卻又是熱切交流，雖是普及卻也是薪火相傳。目前，全國還有上千種《山花》式的文學內刊，它們的傳播范圍非常有限，人員經(jīng)費短缺，發(fā)展面臨著諸多困難。《山花》可以說是標高，是榜樣。《山花》的發(fā)展得到政府和社會多方支持，現(xiàn)在情況不錯。更多的基層文學內刊期望得到真正改觀，真正實現(xiàn)文學“山花爛漫”的景觀。

　　《光明日報》（ 2019年12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