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男性不育無精癥(怎樣判斷自己是否患有無精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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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順之，字應德，明代著名文學家、軍事家、抗倭英雄、儒學大師、數學家，唐宋八大家首倡者。明正德二年（1507），出生于江蘇常州府城青果巷易書堂的一個名門官宦之家，因母親任氏是宜興人，他曾退居荊溪（宜興）讀書十多年，鐘情于荊溪山水，所以自號荊川。其祖父唐貴，官至戶科給事中，父親唐寶，官至永州知府，均為官清廉。

荊川自幼聰穎好學，往往通宵達旦。母親憐惜他年幼，常起床滅燈強迫他睡覺，于是他做了木燈匣，等母親入睡后再點燈讀書。嘉靖七年他二十二歲時考中舉人，二十三歲赴京會試，中會元(二甲第一名)。

在京會試時，荊川操守謹嚴，五次拒絕主考官楊一清送狀元的故事，至今傳為美談。

明代會試中試叫貢士，貢士經殿試，再分等發表，一等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二等會元第一名叫傳臚。那次殿試首席考官是內閣大學士楊一清，他讀了荊川的會試文后非常贊賞，對其余十七個考官說：此子文章將來必享大名，是個濟世之才，我欲以此子大魁天下，考官一致同意。明代時試卷是糊名秘卷，閱卷時無法知道姓名。楊一清就派人向荊川說明原委，叫他把殿試對策稿交出，一夜往返索取五次，均遭荊川拒絕。同試鄉友勸他不要拒絕送上門的狀元，荊川正色道：年少律已當嚴，進即拜恩私門，將來何以自立!楊一清聽了惱怒地說：我無私意， 是為國求才。繼而又想：此人操守如此，人才實難得，將來必大有作為。最后荊川以二甲一名傳臚中試。

在明代，比起那種為了追逐功名富貴，不擇手段奔走私門，營私舞弊，以求一逞的風氣，荊川先生這種耿介正直，不隨俗浮沉，嚴于律己的高尚品德，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一股凊流。

荊川一生仕途顛簸，在京為官，前后一共四次。

第一次是在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當時擔任主考官的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璁很欣賞唐順之的才學，想提拔他到翰林院為官，沒想到初入仕途的荊川婉言謝絕了張璁，按步就班做了兵部主事，讓張璁十分掃興。

不滿一年，好友羅洪先(同科狀元)請告南歸，荊川也稱病辭歸，在家閉門讀書四年。此次回鄉時家境雖已困窘，然而他對所做的詩畫，弟子送的贄儀（禮金），他從不收取分文，也從不接受官府饋贈，官府積下的荊川所推卻的官銀達三千金。

第二次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荊川應詔赴京任吏部主事，十二年秋（1533），被下詔選為朝廷翰林院編修。當時因與賞識他的主事張璁思想格格不入，便以生病為由，請假回家，張璁一氣之下草擬文書允許他回家，并且表示永不任用。他又回到家鄉讀了五、六年書，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期間也有在常州府宜興縣客居，并且開館授徒。

第三次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明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輔助東宮，荊川又被起用為翰林院編修兼春坊左司諫，他的密友羅洪先任贊善，他倆和校書趙時春成為莫逆之交，當時人稱三翰林。當時明世宗只顧修道，不理朝政，三翰林憂國憂民，請朝太子，得罪了世宗皇帝。皇帝大怒，三翰林均被削籍歸里，永不任用。

嘉靖二十年（1541），荊川回到常州，再次閉門讀書，這時他三十五歲，直到倭寇侵擾大江南北，他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第四次應詔復出。荊川雖然離開官場，但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至此，他決心退下來潛心讀書。

罷官相當于開除公職，這對于荊川來說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回到家鄉后，他在常州城里買了一幢宅院，因為過于喧囂就棄置了。起初他搬到宜興山中，不久遷居到離常州城較僻遠的陳渡草堂（今常州鐘樓區永紅街道陶園村），從此閉門謝客讀書十七年。他廢寢忘食的把時間和精力都用于鉆研《六經》、《百子史氏》、《國朝故典律例》。

荊川被削籍歸里后，刻意苦練心智，夏天不用扇，冬天不生火爐，出門不坐轎子，經常和鄉民同坐一條船，遇到不認識他的人言語有些沖撞，也不與人計較，從不顯露自己的身份。他平時穿粗布青衣，基本不吃肉。冬天以門板為床，不鋪二層墊褥。他專心致志的刻苦讀書，可謂苦節自勵，他用這種自苦的方法使自己擺脫各種物質欲望的引誘。他常以人有富貴氣，詩文必不佳、志士不忘在溝壑 勉勵自己。

由于沒有收入來源，家境日窘，他不得不自種數畝薄田，并先后在游塘（今常州牛塘）、陳渡草堂（今常州鐘樓區永紅街道陶園村）、崇法寺（今人民公園內）和常州府宜興縣等地設館授教，學生多達數百人，開始時收一半學費,后來有的甚至免收。

前后二十六、七年的蟄居讀書生活，為荊川嗣后的文武雙全，才藝超人打下了深厚基礎，但他一生貢獻最大的還在文學和兵事兩方面。

鄉居期間，荊川的學問和武藝已經遠近聞名，四方攻文習武之士慕名而來。他虛心好學，凡是技藝高過他的，或已有心得尚未相印證的，他都不避艱難，不畏寒暑，親自尋訪，登門求教。他治學十分嚴謹，論書辭，談道理，一定要反復論證，剖析疑義。他反對達官貴人與中科文人，生死后必有一部詩文刻集的風氣，也反對把自己的文章刻成文集，常自謙理既不當，文亦未工。因此他的文稿，散失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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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他好學不倦，《明史》說他，于學無所不窺， 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奠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割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裨六《編》傳于世，學者不能傳其奧。他生前著書很多，據考證有五十多種，四百八十多卷。

明代中葉，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煊赫一時，稱為復古派，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詩文必須摹古擬古，甚至到了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的荒謬境地。王慎中、唐荊川是最早反對復古派的，以后有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當時稱王慎中、唐荊川為王唐，稱王唐和歸有光為嘉靖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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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批評復古派是剽竊無真言，死摹秦漢，亦步亦趨，專心模擬修辭技巧。荊川在給蔡文泉的信中說復古派詩文已到了糊窗欞,塞瓶甕，有誰閑眼睛與之披閱的地步。他說：若此者可謂不朽否? 即本無精先，遂亦銷歇，理固宜然，設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卻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一下戳到了復古派詩文既缺乏思想內容，又沒有藝術光輝的致命弱點。

荊川的文學主張，多見于他和師友弟子的來往書札中。他的創作實踐以散文為主，主張文章要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絕無煙火酸醞習氣。要象諺語說的開口見喉嚨那樣。他認為學習古人并不是寫作的主要目的，而是抒發性情，詩文從自己胸中流出，摹擬古人不能算是創作。他和復古派針鋒相對，認為秦漢文法離于無法之中，摹擬到后來只能剽竊;唐宋文以有法為法，學習唐宋文，卒歸于自為其官。因此，他主張學唐宋， 纂有《文編》，取唐宋八家之文。文學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說就是從明初朱右所編韓、柳等《八先生文集》和唐荊川《文編》以及茅坤本著朱、唐的主張所編《唐宋八大家抄》流傳而來。

他自己的散文創作，也一反復古派枯呆死板的弊病，文從字順，樸實流暢，感情真摯。古人就評論李夢陽文古而疏，荊川文暢而今。他謙虛地說自己的詩文，率意信口，不格不調。明末黃宗羲評論說:荊川文取道歐(陽修)，曾(鞏)，得司馬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為文而文自至。他的《廣右戰功記》曾為《明史.沈希儀傳》全文采取，陽湖派的惲敬崇為奇作。日本村瀨海輔評論說：敘廣右戰功， 使人如親歷戰場，觀其周旋，可謂杰作。他的《信陵君救趙論》被選入《古文觀止》。

荊川不僅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武功聞名的將領。他不僅刀槍棍棒嫻熟，而且善射聞名，外地遠來向他學射的有文獻可證的有二人，一是會稽的沈練，一是明代著名學者江西人胡直。

荊川還是常州陽湖拳的重要傳承人之一。他8歲時的私塾老師葉霖，就是一位陽湖拳高手。葉霖既教荊川讀書識字，又帶他學武練功。荊川作為一介書生，論武道，從兵法到武學，從理論到實戰，他都研究和實練，可謂文武雙全。荊川還作過一首《峨嵋道人拳歌》，后來這首詩被收錄進《峨嵋山志》，成為后人了解峨嵋拳法的重要文獻資料。

蘇州皇浦訪《觀唐荊川太史吳門射歌》記載說：左肘能教置杯水，右手引弓輕發矢。盛贊荊川的箭法。他的槍法，更是聞名，據他自己說，他學槍法是嘉靖十八年被削籍歸里以后，三十六、七歲時，由河南人楊松傳授的槍法。據戚繼光《紀效新書》中巡撫唐公于西興江樓自持槍教予的記載來看，他曾教戚繼光槍法。據《陸桴亭集》記載，他曾和俞大默論槍于鳳月樓。他的刀法，明代蔣孝的《荊川日本刀歌》曾描繪說:唐公起舞,如劉琨磅礴揮砉還鷗蹲，乍見猶疑白丸走，轉盼陡覺青水舞，他常用的兵器是刀，但長器短兵,武藝無不超群。

荊川雖然寂居鄉野二十六、七年， 但他胸懷濟世之志，心不嘗忘天下國家。鄉居時，他仔細勘察過西南、西北的邊塞地圖，對整頓邊關提過建議，又協助地方建孟河堡。倭寇騷擾東南，他更有請纓殺敵的志向。

嘉靖三十七年( 1558)，全國朝野推薦他復出的疏章有五十多起，明代朝廷才起用他為職方員外郎，后升為兵部郎中。這時他已經五十三歲了。北方邊塞告急，他赴薊州邊關巡查，兩個多月里，他行程幾千里，行走于絕崖陡壁，腥風苦雨中，歷盡艱險，進行實地勘察，修整軍隊，補兵三萬，北方邊關事宜得到恢復。

荊川從北方回到京城，明廷命他到南方江浙一帶，與胡宗憲協謀平倭。荊川奮然豪語:月賊不平，請拿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拿郎中(荊川自稱)。他主張，御倭之上策，當截之于海外，免使內地民眾生命財產損失。他以身作則親率船隊，入海巡邏，從江陰到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驚風駭浪，官兵驚嘔，而荊川意氣自如。(《明史.唐順之傳》)在他的嚴格管制下，許多貪圖安逸的將官們都轉變作風，盡職盡責，每當看見風帆就以為荊川的船來了，連忙整頓軍容，不敢懈怠。

當荊川得知倭寇停泊在崇明三沙，親自到海上督戰，殺敵一百二十人，擊沉敵船三艘，這就是三片沙大捷。當倭寇侵犯江北，荊川率兵馳援，又大破敵于姚家蕩，殲敵四百七十八人，乘勝追擊，奸敵于廟灣，殺敵無數。后又督促總兵劉顯，戮力討賊，使倭寇絕跡于大江南北。

荊川每次作戰必身先士卒，盛夏時的兩個月一直在船上督戰，終因過于勞累得了重病。明廷因他屢建戰功，讓他接替李遂為鳳陽代巡撫，這時他已足腹盡腫，家人勸他辭官養病，但荊川認為討倭兵事尚未結束，不肯辭職，又遇上淮、揚地區大饑荒，他抱病赴任。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荊川再次泛海巡歷，船行到通州，病情嚴重，沒過一會突然病發，他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讓船快行。船經焦山，他嘆道;吾病，不克展其能，奈何船至泰州，突然起身，索筆手書:歲荒民饑，有司宜加意，作糜分賬，勿以我物故怠其事，隨后擲筆而逝，年僅五十四歲。崇禎時追謚號襄文，后人尊稱其為荊川先生。

荊川先生無論身在朝廷，還是處于逆境，都表現出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和獻身于國家與人民的人生追求。在罷官期間，并沒有消沉下去，而是磨練自己，修養身心，始終關注著國家命運。期間，他廣泛學習各種實用技藝，自經史古今，只要他認為對個人修養、社會安定和國家治理有幫助的，他都會認真研讀，他并沒有忘記自身的使命。

經世致用的思想,貫穿了荊川先生的一生，也為后人樹立了榜樣。從唐荊川后，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逐漸在常州文人中形成。如江南名門望族常州莊氏學派代表莊存與，上承唐荊川，下啟魏源、龔自珍、康有為、梁啟超，倡經世致用之說，行社會改良之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重大的推進作用，已成為當前史學界日益引起重視的研究對象。

荊川先生墓位于今常州荊川公園內，墓地周圍植樹建碑。解放后，江蘇省文物保管局把荊川墓和荊川讀書處(即陳渡草堂)定為一級文物保護單位。時至今日，人們因仰慕荊川先生的高風亮節，已經把他曾經生活學習過的地方作為荊川先生故里，立志打造成弘揚荊川精神的歷史文化街區，常州文脈之荊川精神必將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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