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蛋吧腫瘤君》編劇袁媛首執導筒：選Papi醬演女主角是本色出演

原標題：《滾蛋吧腫瘤君》編劇袁媛首執導筒：選Papi醬演女主角是本色出演

由賈樟柯監制，袁媛執導，Papi醬、張超主演的電影《明天會好的》已于4月2日上映，這是一個關于北漂故事的另類呈現，預告片播出后，對電影“販賣焦慮”的爭議一直不斷，而這恰恰說明，從北漂這個詞誕生至今，背后是無數年輕人或者不在年輕的人們的夢想與現實交織的復雜人生。擔任總導演的袁媛是《后來的我們》、《滾蛋吧，腫瘤君》的編劇，《明天會好的》是她從編劇轉型導演的處女作。在半個月前的超前點映中，觀眾反饋：成片既有女性導演的細膩，也在現實生活的刻畫中著筆更多細節，富有情味，令人身臨其境。影片正式公映前夕，我們和導演袁媛聊了聊幕后創作的故事，現實主義的落地沉浸，以及她轉型導演的心路。

真實的本質

在執導電影《明天會好的》之前，袁媛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編劇。2015年，由她改編的抗癌電影《滾蛋吧！腫瘤君》上映，口碑不俗，還代表中國內地參與了第88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的角逐；另一部電影《后來的我們》，憑借別出心裁的敘事方式及多線交織的細膩手法，使袁媛成為“10億+編劇”，并收獲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提名。

《明天會好的》則是一個關于北漂的故事，講述年近三十卻一事無成的編劇蕭渝（papi醬姜逸磊飾），在經歷炒魷魚等窘迫境況后，與失意音樂人季野（張超飾）被迫住在北京的一個出租屋內，在同居生活中惹出啼笑皆非的愛情故事。而在喜劇的外殼之下，該片也在表達對北漂群體的關切：用盡全力過著平凡的一生，并因此而驕傲。不論生活對你怎樣，無論今天有多糟糕，永遠相信明天會好的。

這是袁媛首次執導電影，而之所以選擇這樣的一個北漂故事，她考量的關鍵在于“真實”。“《明天會好的》更貼近我本人的某些經歷，在寫出那兩部作品之前，可能最最艱難的一段時光，就是和這個故事相似。當然，也許故事不盡相同，但其中的感受是一樣的。”

在做編劇初期，袁媛曾有過很艱難的經歷，也是這段經歷所致，她在創作中更趨向一些生活化的元素，“更真實，更現實主義。”2013年，在寫《滾蛋吧！腫瘤君》 期間，袁媛看了一部美國電影，那是一個關于“紐約漂”的故事，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在精神層面有極強的相似性。情感是共通的，“忙忙碌碌卻一事無成。” 這就是《明天會好的》的靈感來源。

劇本是2018年上半年完成的，在寫作過程中，袁媛的表達欲更多凝注在“他們就是我們”這個核心上。所謂“他們”，就是為夢想為事業奮斗在北京的北漂群體。他們有的是畢業后留在北京，有的是從其他城市來到北京，黯淡孤獨，碰壁失意，各有難處，“他們就是我們。”這些底層的聲音和情緒，袁媛曾真切體會過，“所以希望能有一個渠道，把這些生活里真實存在的感受，搬上銀幕，讓更多人看到，讓北漂的朋友們明白，你并不孤獨。”

而選擇男女主角，也貴在貼近真實。“Papi醬本人的經歷可以說是和這個角色高度吻合的，更像是本色出演。張超也是，一開始以音樂人身份出道，在音樂夢想上也是有他的堅持和執著的，這種真實情緒對他的表演會有天然的促進。”

如同電影宣傳文案表達的那樣：可能今天很差，但也不要責備自己，因為那已經是你努力后的結果了。我們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但你依舊是你，沒有人可以替代你。

別“曲線”了，來“救國”

作為袁媛的導演處女作，《明天會好的》延續了她現實主義的內容創作風格，在投射美好和還原現實之間進行了巧妙平衡。

初次執導電影，等待上映的過程中，袁媛笑稱緊張多過期待，“因為比較害怕面對現實”。做編劇的時候會很期待作品上映，票房壓力更多還是在導演和制作方身上，但自己做了導演后才意識到，“導演和編劇都是幕后工作者，但重要程度是不一樣的。”

2008年，袁媛從中國傳媒大學導演系研究生畢業，想進入電影行業，但迫于生計現實，只能“曲線救國”，先從編劇做起。通過首屆“扶植青年電影劇作計劃”掙到第一筆稿酬，真正意義上接觸了編劇工作，袁媛便開始了自己的編劇之路。辛苦艱難自不必說，沒有收入的陰云始終籠罩著，摸爬滾打中，終于迎來《滾蛋吧！腫瘤君》，這稱得上是袁媛職業生涯的轉折時刻，積累了更多人脈資源，也讓她不必再為收入而奔波。而后又經歷了數度夭折的幾個項目，才遇到《后來的我們》，讓袁媛收獲了金雞獎最佳編劇和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的提名，聲名愈盛。

接連寫出兩部口碑不俗的院線電影，當然其中夾雜著不計其數的失敗和波折，袁媛的能力終于獲得行業認可，她在導師的鼓勵下，決定嘗試執導電影。“我導師就是說，別老‘曲線’了，趕緊回來‘救國’。”

《明天會好的》劇本完成后，袁媛主動拋出橄欖枝，邀請賈樟柯擔任電影監制。“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位合適的大導演來做我們的監制，當時覺得整個故事的氣質和賈樟柯導演之前的某些影片有相似之處，所以就主動請了他。他看完劇本后也給了正向的反饋，同意監制。”

賈樟柯給予電影的幫助無疑是巨大的，同時也充分給予袁媛和她的創作團隊自由創作的空間。“在拍攝上，他會把建議給到我，我覺得合適就采納，不合適就按照自己的節奏來。他非常尊重我們，我們整個班底都很年輕，他一直都是一個鼓勵支持的態度。然后有一些我們實在辦不到的事，他就會出面，幫忙協調解決。”

從編劇到導演，身份轉變上的諸多問題，袁媛都在前輩和團隊的幫助下逐一解決。“編劇轉導演的優勢主要在于，在劇本層面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就通過劇本去把它解決。”但也會有一些不太好協調的部分，“之前做編劇實際上是服務型人格更多，相當于我是個乙方，我要實現別人想要的東西。現在做了導演就變成，我要別人來實現我想要的東西。”

乙方到甲方的轉變，袁媛有時會困擾于一些“于心不忍”。服務型人格很難去提出更多要求，不忍心嚴格，感覺提要求“就像在為難別人。”但隨著拍攝推進，袁媛也意識到了兩者平衡的重要性。“過分去考慮別人的感受，其實是對創作有所損害的。作為導演，這是不太可取的。比如要多拍一天就多出多少錢，我要租機器一天就幾萬塊錢，你也會心疼錢，這些都是要想辦法照顧到的。”

第一次做導演，困難麻煩顯而易見。“我覺得還是經驗太少了，以前我也跟過組，做場記，做副導演，但現場實踐還是不夠。后期剪片也是磨來磨去。”不過好在袁媛身邊有監制、制片主任等等很多經驗豐富的伙伴給予幫助，“第一次嘛，也盡力了，只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了。”

漂泊里的光明

春節檔的市場反饋，包括近年來的一些調研，都能看出女性導演的冒頭之勢。而談到女性創作，袁媛直爽一笑：“我覺得，女導演的優勢還真沒看出來。性別更像是雙刃劍。”

一些情感細膩的題材，會被自然地歸入適合女導演制作的范疇，原因是足夠敏感，就該屬于女性。“人們會有這種偏見，對。這也算是一種偏見。可能會因為這種題材被大眾關注，但同時發現，找上門來的都是這種題材。”袁媛認為導演這個職業本身應該和性別無關，“女導演也能拍戰爭，拍軍事，希望能早日摒棄這種性別的差異，以技法技巧去評判一個導演。”

但這些并不會產生過多困擾。袁媛的笑聲爽朗，也在交談中散發輕松平和的氣場，編劇階段的打磨，賦予她非常平實淡然的心態。“一切隨緣，因為中間走過的彎路和經歷的失敗都太多了，別人可能只看到你寫了兩個作品，賣了多少錢，然后你就當導演了。但他不知道這兩個被看見的作品背后可能是30個、50個作品的失敗。”

開始做編劇之后，《滾蛋吧！腫瘤君》到《后來的我們》，中間的幾年里，袁媛經歷過非常密集的挫敗和考驗。“我可能太天真了，什么事都覺得只要我努力就行了，會有這種傻傻的那種感覺，但是傻過一陣之后，不可能永遠傻。”當她進化出更平和穩定的狀態，面對創作，也有了更加樸素的認知，“創作本身的困境我就不怎么有了，跟創作相關的困難我能都自己克服，永遠都有解決辦法，不管怎么樣都能寫得出劇本的。”

電影《明天會好的》中有一場令袁媛頭疼的重頭戲，第一次拍時她就覺得不太安穩，看過剪輯后更加堅定了重拍的決心。等克服了所有困難，終于拍攝完畢，才算為這第一趟導演之旅點上完整句點。

這是一場近似“少年回溯”的戲：北漂的女主角生病了，進入非常混亂的意識當中，像光怪陸離的夢境，夢境中的她回到家鄉，在17歲時看到的大火堆前，以現在的自己這個身份，和過去的自己對話。

很簡單的幾句臺詞對答，勾勒出女主角的迷茫和挫敗，火光映照的臉隱入陰影中。她問，“讓你失望了吧？”而那個17歲的聲音給出一記清脆堅定的回答，“怎么會呢！”女主角微笑落淚，臉龐轉向光明。

不得不說，這也是袁媛職業生涯的微妙隱喻，即便經歷了那么多的困頓跌宕，在北漂的經歷中流淚迷茫。但憑著心口的一點暖熱，不屈不撓地堅持下來了，最終迎來，少年時即見過的那束光亮。相信著自己，也相信著未來，明天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