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西安事變時的三份遺囑都寫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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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以和平收場，蔣介石寫下的三份遺囑沒有實現。

本文轉自公眾號：鳳凰網歷史

▲左起張學良、宋美齡、蔣介石

西安事變蔣介石在被扣押期間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殺，在一天之內，寫了寄其妻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與全國國民三份遺囑。人們皆知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寫有遺書，但從未有人看見過，即使2004年4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對外公開的《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其中雖然提到遺書事，但沒有具體內容。今據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存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的蔣介石日記，將遺囑介紹如下，并就蔣的日記分析其寫遺囑的原因。

蔣介石的三份遺囑，雖然均寫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當時的日記中并未記錄，而是錄于西安事變二周年之際，蔣介石在1938年12月13日的日記內寫道：“本日撿得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錄之。”在20日的日記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難時告國民之遺囑，特錄之。”

另外，12月15日，蔣介石寫給宋美齡一信，交給奉宋美齡命隨同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蔣介石的顧問）一起來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齡和蔣介石信任的黃仁霖轉寄。此信與前兩份遺囑內容相差無幾，實即遺囑。

蔣介石的信被張學良扣留了，黃仁霖亦被留陜，不準回南京。蔣的三份遺囑于20日交給以私人身份來西安聯絡的宋子文轉交宋美齡，但也被張學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記記其事云：“我于11時再次面見委員長，他交我幾封分致國民、蔣夫人及其二子之遺囑，并要我將這幾封遺囑給漢卿看。（張扣下遺囑，謂假如發生戰事，他以人格保證將把這些遺囑發送，但現在他不會允其發送。）”

蔣介石給宋美齡和兩子的遺囑，有四點重要內容。

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齡為他擔憂，自責自己。

其二，他已準備死，決不向張學良投降。

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齡善待斷絕音信近十年、遠在蘇聯的蔣經國和在德國柏林的蔣緯國，“視如己出”。

其四，叮囑蔣經國、蔣緯國，他死后對宋美齡盡孝道，“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那么宋美齡就是你們“惟一之母”“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危難之際，蔣介石關心夫人和兩個兒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國國民遺囑中，蔣介石檢討西安事變發生的責任在他自己，“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決心以死補償。同時希望全國同胞在他死后嚴守并實行其所倡言的信條：“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他相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詡為至高無上的君王的頭銜，說“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

人之將死，預先留給后人囑咐，乃正常現象。但西安事變發生當天，張學良的部下在驪山活捉蔣介石時就明確告訴他兵諫的原因，“只求你帶我們抗日而已”，并沒有侮辱殺害他的意圖。蔣介石也從端納那里得到了張學良對他并無加害之意，以及張、楊扣押他的真實動機。那么，蔣介石為什么還要寫下遺囑準備死，甚至自殺呢？筆者以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左起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

第一，蔣介石被部屬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喪、悲傷和憤怒。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被他的部屬張學良、楊虎城拘押，淪為階下囚，失去了尊嚴和自由；而他經過十年的“剿共”戰爭，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消滅紅軍已經指日可待，西安事變爆發，使他十年的努力毀于一旦，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寧愿死，也不愿受侮辱，不愿放棄“剿共”。

12月12日黎明時分，當他在驪山虎斑石后，被張學良的部下活捉時，他說：“余為蔣委員長，今既為你等所執，你應即可將余槍斃。但余尚為你之上官，除槍斃余以外，你不得對余有所侮辱。”（蔣介石日記，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總部新城大樓后，態度羞憤絕望，不吃不喝，并堅決拒絕和張學良談判國事；讓他遷移到張學良公館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館，他拒絕，且稱張學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這里。他在13日的日記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他決心自盡。這是他準備死而寫下遺囑的一個原因。

第二，擔心中共會趁機除掉他。蔣介石深知，按因果關系的邏輯推論，他被已經與共產黨結成三位一體的東北軍、西北軍扣留，共產黨會利用這個機會殺掉他。事實上，當中共中央收到張學良電報得知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一度殺蔣復仇主義占了上風，認為現在是清算血債的時候了，主張嚴懲。不過，共產黨很快調整了策略，確定了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14日，在端納的勸說疏通下，蔣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樓移住張學良公館。在張學良向蔣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等八項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并明確告訴他有共產黨和紅軍參加其間。（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紅軍參加的情況下，15日，蔣寫了給宋美齡的信，表明他決心“為國犧牲”“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

17日，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率李克農、羅瑞卿、張子華等人以紅軍代表團的名義到達西安，共商事變解決大計。蔣介石以為共產黨來插手其間，會加重他的危機處境，會加速他的死亡。后來宋美齡至西安，蔣親自對宋說：“此事癥結在于共產黨。”（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3日）蔣介石擔心中共會乘機除掉他，是他寫下遺囑的又一個原因。

▲前排為張學良和蔣介石

第三，恐懼西安方面孤注一擲。蔣介石的生命安全取決于西安方面。事變發生后，他與張、楊處于嚴重對立狀態。張向他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八條，他嚴厲拒絕，并痛斥張學良。16日，南京又正式頒發討伐張、楊令，對西安進行軍事威懾。張學良忍辱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嚴厲處罰，請被扣押的蔣方震勸說蔣介石給南京中央寫信，停止轟炸西安和軍事行動。蔣介石卻提出限期送他回京為交換條件。蔣的不合作態度，使得事變幾乎沒有一點解決的希望。

這使得絕不贊成殺蔣的張學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的“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楊虎城在扣押蔣介石后態度謹慎，認為蔣氣量狹小，翻臉不認人，如果輕易放蔣，恐遭打擊報復。蔣介石感到被釋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殺的準備，這是蔣寫下遺囑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蔣介石自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也會危及自己的生命。南京頒布討伐令，集結兵力向西安挺進，并對西安郊區進行轟炸，在張學良答應三天內送蔣介石出西安的條件下，蔣給在南京主持軍事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寫信，命令停止軍事行動和停炸西安。但蔣只給了何應欽三天的停戰時間，他仍然“甚盼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8日）20日，蔣要來西安的宋子文將他“應急速進兵之意見轉達中央，并示以進兵之方略”。

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蔣介石辭行，蔣叮囑他不要再來西安，并轉告宋美齡不要來西安，同時“以手勢全力示以速即進攻”。（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1日）蔣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對西安發動軍事進攻，固然是想利用討伐這張王牌來要挾張學良、楊虎城早日釋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軍事行動將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蔣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軍事討伐將不能保證自己的性命安全，這是他寫下遺囑的第四個原因。

根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隨著蔣夫人宋美齡的到來，蔣改變了態度，并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以和平收場，蔣介石寫下的三份遺囑沒有實現。

（摘選自作家文摘合訂本145期）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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