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朝代只有15年，本人卻被罵了兩千年

多年以后，面對涌入長安的更始軍士兵，新帝王莽將會想起眾人勸進那一幕。

那時，代漢建新，開啟新時代，春風得意。誰知恍惚15年間，天下大亂，烽煙四起。如今自己身敗名裂，為俎上魚肉，已經68歲的老王，始料未及。

王莽不會想到，自己被殺后，身體會被更始軍士兵分裂，剁成肉塊，而頭顱則被切割下送到宛城懸于鬧市，甚至舌頭也被人切去吃掉。

王莽更不會想到，在死后的近兩千年間，自己將以“篡位者”之名遺臭萬年。

“當年推我做皇帝的，難道不是天意民心嗎？”

▲王莽（前45-23），與其說他是穿越者，不如說他是復古者。

1. 外戚之家

公元前45年，漢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在古代，一個牛逼人物的降生往往伴隨著異象：什么“雷電晦冥”啊，“紫氣充庭”啊，“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啊……

王莽呢？別說異象了，哪怕在王氏家族里，他的出生恐怕都不能算是個事兒。

雖說他的父親王曼，是當朝皇后王政君的親弟弟，但是要知道，王莽的爺爺育有八男四女，而王曼并不是長子。按宗法制來說，王曼一支在家族里沒什么地位。而王莽也非王曼的長子，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王永。

可以說，雖然生在外戚之家，但王莽的血統，并沒有給他太好的順位。

不幸的事還在后面。

公元前33年，漢成帝繼位，王政君順理成章地成為太后，于是大封兄弟：以長兄王鳳為大司馬，權傾朝野；又封弟弟王商等六人為侯。王氏一族，飛黃騰達。

唯獨王莽一家時運不濟。

父親王曼，以及哥哥王永都沒活到這時候就去世了。家中沒了頂梁柱，只有寡母、寡嫂和小侄子，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王莽的幾位叔伯。

生活的重擔，夾雜著人情世故，壓在了這個12歲少年的肩上。

然而王莽并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了這一切，并在這種命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史載：

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王莽待人，溫良恭儉，不擺架子；侍奉母親、寡嫂，撫養兄長的孤子，既周到，又檢點；不管是結交才俊，還是侍奉家族叔伯，都委婉有禮。

王莽的大伯父王鳳生病，王莽親自照看，并為王鳳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老王家飛升之后，王氏子弟多“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相比之下，王莽的行為宛如一股清流，不僅諸位叔伯喜歡，名聲也傳得快。

王鳳臨終前，囑托妹妹，即太后王政君照顧王莽。而王商則直接提出分自己的采邑來為王莽加封。當時的名士，如戴崇、金涉、陳湯等人，也都為王莽請封。

戴崇、金涉在今天沒什么名氣，陳湯卻是個大人物——滅北匈奴，豪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那個人，正是陳湯。

就這樣，一個家道中落的窮小子，沒有耀眼的政績，更沒有軍功，卻在29歲的時候封了侯。

取得這樣的成就，固然與王莽本人的德行和名望有關，與家族叔伯、姑姑的照顧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托時代的福：

在那個儒學大盛、標榜“仁”和“禮”的時代。

2. 儒學時代

與一般印象中儒學獨霸古代中國政壇不同，初創時期的儒學那是相當不招人待見。

遙想孔老夫子當年，周游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治國之道，卻從未被采納。而儒家學說的傳人，如孟子、荀子等，也始終沒能以儒為仕，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

秦朝建立，儒學竟遭到一記暴擊：焚書坑儒，差點斷了它的氣。

等到劉邦立漢，政治上一面承秦制，以法治國；一面又大興黃老之學，與民休息。得益于漢惠帝時期“挾書律”的廢除，儒學與百家思想一道，開始慢慢復蘇。漢初雖然已經有儒生仕官，但在國家治理中，儒家的主張插不進一腳。

轉折點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即教科書上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教科書多年的“教導”，人們普遍認為漢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已經掌控了一切。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儒術并沒有被獨尊，百家學說也沒有真正被罷黜。甚至連漢武帝本人，其治國思路仍是以法家學說為主，雜取百家。

設太學，授儒經，這大概是儒家從漢武帝那里得到的最大好處。

數十年后，漢武帝的孫子漢宣帝，與他的太子，即后來的漢元帝有過一段很精彩的對話——

史載，漢元帝做太子的時候，“柔仁好儒”，見其父漢宣帝多用酷吏，行法家之道。便忍不住勸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沒想到漢宣帝一聽就不高興了，拉著臉一本正經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字字如針。

說完，漢宣帝還不過癮，又補了一句：“亂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只是好儒，多了句嘴，就被老爸批“亂漢家天下”。可見在漢宣帝時期，儒學不僅未被“獨尊”，還被當成禍根。而關于西漢的治國之道，漢宣帝說得也很明白——霸王道雜之。

何為霸道？何為王道？

這個問題，后世的唐高宗曾問其臣令狐德。令狐德回答說：“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換言之，王道即以儒學為代表，為政以德；霸道則以法家為代表，為政以刑。而“霸王道雜之”的另一個意思就是不教條主義，兩者都拿來用。

公元前49年，“仁柔好儒”的漢元帝繼位。上臺后的漢元帝，不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更是在國家治理中踐行儒學“仁政”的思想。漢成帝時延續了這種做法。所以，史學家錢穆才說，“漢自元、成以下，乃純用儒術”。

真正的儒學時代，到來了。

而王莽本人也是順從于時代洪流的。史載：“（王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如此，王莽以德行符合當時的價值觀，因名聲好而封侯也就不足為怪了。假如他所處的時代是文景、武宣之際，就難有這種封侯的好事了。

3. 氣數已盡

儒學終于興盛了，但漢家天下并未因此變好。

西漢末年的形勢是很嚴峻的。元、成時期，土地兼并嚴重，自然災害頻發，財政捉襟見肘，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雖然此時的強漢對外還是很強悍，但在帝國內部，危機四伏已不是一兩天的事了。

漢元帝剛繼位時，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議下，撤銷了鹽鐵官，以示讓利于民。然而諷刺的是，沒過多久就因為“用度不足”，復設鹽鐵官。多么尷尬。

另一方面，國內現狀的捉急，引發儒生們的普遍不滿。而災害頻發，竟讓儒生們自帶的天賦——“天人感應”覺醒了。

“天人感應”，是董仲舒雜糅儒家墨家之學，將“天意”與“人事”相聯系的學說。即所謂“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征應，自然之占驗也”。

也就是說，當人的做法順天意時，上天會降下祥瑞吉兆；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為，則會以災害（水、旱、蝗蟲、地震、失火），或者異象（彗星，血雨）的形式警告世人。

想當年，漢武帝之所以要“絀黃老、刑名百家言,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一方面是要借此突破黃老之學對漢武帝霸業的束縛，另一方面是為了以儒學的“仁”和“禮”，來緩和漢法秦制所激化的社會矛盾，即“外儒內法”。而后來漢武帝召見儒家大名人董仲舒，更多的還是希望借助董先生的學說，明君臣尊卑，借天命立大漢之威。

只是漢武帝算盤打得太好：萬一這幫儒生假托天意搞事情怎么辦？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生火災。董仲舒一看好機會啊，便借此作書，說這兩次火災其實是上天對漢武帝不滿，以此宣揚“天人感應”。不想漢武帝聞之大怒，差點剁了董仲舒。

對務實的漢武帝來說，你儒生借異象、托天意粉飾太平可以，但批評皇帝的過失？絕對不行！

西漢末年的元、成、哀三帝，各方面都比漢武帝差了一大截。他們不僅性格柔弱，而像元、成二帝這樣的，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儒生們隨便說兩句，很容易就把皇帝帶跑偏。那坑爹的“天人感應”，徹底管不住了。

而大漢的確也是倒霉。公元元年前后，全球開始進入“小冰期”，自然災害接二連三。舉目望去，天下盡是“不祥之兆”，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

在一片唱衰大漢的聲音中，漢哀帝頂不住了。在儒生方士的攛掇下，他祭出了大昏招——“再受命”。

公元前5年，漢哀帝建平二年，漢哀帝下了一道詔書：

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侍旖捣遣闹�佑，漢國再獲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圣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什么意思呢？漢朝氣數盡了，但老劉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于是本皇帝現在改元，改國號，以后我也不是漢朝皇帝了，而是“陳圣劉太平皇帝”，甚至，哀帝連計時方式也給改了。

漢哀帝原本指望通過“再受命”扭轉國運。然而兩個月過去了，國運還是那么爛。漢哀帝不得不又取消“再受命”，老老實實繼續當漢家天子。

問題來了，你漢哀帝不是都下詔說漢朝氣數已盡了嗎？

4. 內圣外王

大漢太需要一個拯救者了。

在漢末的儒生們看來，革除漢末的弊政，救萬民于水火，施行“王道”，勢必要由一個具有圣人德才的人來完成。“外王”首先要“內圣”，而時下最符合內圣外王標準的，莫過于王莽了。

王莽本身就具備很高的儒家修養。

少年時不以家貧而廢學，恭身節儉，勤身博學。對待自己的親人恭敬以“禮”。受封新都侯之后，“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余，收瞻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依然保持以往的作風，不因為身份、環境的改變而丟失自我。

公元前8年，37歲的王莽繼三位叔伯之后，出任大司馬。

雖已位極人臣，他的作風卻依然如故。“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

可以說，“內圣”，在當時沒有人能比王莽做得好。

至于“外王”，王莽無論從資源、自身素質來說，也是行王道的不二人選。

王莽以大司馬秉政，又身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其時王氏子弟分居要勢，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這樣的身份優勢，無人可比。

在任職期間，王莽也的確施行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政策，“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在大災之年，“愿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諸大司農，助給災黎”，又將其得到的賞賜封地“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甚至推動動哀帝下詔議田宅奴婢限列。

公元前7年，漢成帝去世，漢哀帝以藩王入嗣。面對王氏姑侄的專權，哀帝心有不滿，便培植自己的外戚勢力，借以對抗王氏，后來更是直接對王氏動手。

在漢哀帝的打壓下，王莽卸職回封國隱居。賦閑的日子里，王莽閉門不出，安分守己，以致后來天下吏民皆為王莽鳴冤。漢哀帝不得不重新把他召回國都，讓他侍奉太后王政君。

不同于近代袁世凱稱帝時，被兒子、下屬的謊言蒙蔽，王莽當時的呼聲高，是貨真價實的。

世家大族敬佩他的品行，黎民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而儒生則將他視為實現“王道”的領袖。此時的王莽也有稱帝的野心，小動作不斷。但他對帝位的覬覦，更多的還是希望能借助皇權，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皇位顯然不是終極目標。

說到底，王莽想做圣人。

5. 奉天法古

公元前1年，漢哀帝去世。在姑姑王政君的支持下，王莽迅速翦除漢哀帝的親信，重新奪回大權。

為避免皇帝難以制約，王莽立了個小皇帝劉衎，即漢平帝。

后來，王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漢平帝。是時，13歲的漢平帝，娶了年僅8歲的新娘。王莽成為正牌外戚，地位更加鞏固。

公元6年，漢平帝居然去世了，年僅15歲。這次，王莽找來尚在襁褓中的漢宣帝玄孫劉嬰，即孺子嬰。然而僅將其立為皇太子，而自己卻稱“攝皇帝”，又稱“假皇帝”，代行皇帝之職。

野心，昭然若揭。

部分劉氏宗族、漢室忠臣對此不滿，便起兵討莽。王莽起初十分恐懼，但隨著叛亂被鎮壓，王莽也漸漸放開了膽子。儒生們此時更是助王莽一臂之力。

在董仲舒將“天人感應”引入儒家思想后，面對西漢末年的困局，儒生們已然相信老劉家氣數已盡，甚至連部分劉氏宗族的儒者，也對自己家族的命數失去信心。禪讓之說，在漢哀帝時就已高漲，漢哀帝自己甚至動念要將天下禪讓給自己的男寵董賢。

而王莽為了減少篡位的阻力，大加鼓吹讖緯神學，比如哪里挖出一塊石頭上面寫著“求賢讓位”、“漢歷中衰，當更受命”云云。各種祥瑞，各種符命紛紛“被發現”。

壓斷西漢駱駝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就這樣被儒生們放上去了。

公元8年，53歲的王莽在朝野廣泛的支持下，代漢建新。

“皇帝”前面多余的字去掉了。

王莽可以名正言順實踐自己的政治抱負了。詔令次第發出，王莽改制拉開帷幕。主要的內容概括起來，大概有如下幾條：

一、天下的田地更名為“王田”，嚴禁買賣。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過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須分給九族、鄰里和鄉黨；

二、解放奴婢，禁止買賣奴婢；

三、改革幣制，仿照古幣，發行新貨幣；

四、變更地名、官職名稱；

五、鹽鐵、布帛國有化；

……

王莽改制的靈感，皆從儒家經典的政治理想中來，效法周禮進行改革。他希望通過這些措施，能重回三代大同之世，救萬民于水火。

有人給王莽的政策提意見，說你這么搞，新朝要完。

此時的王莽卻已不是當年那個“折節恭儉”的謙卑者了。面對勸諫，他閉目塞聽，不僅不為所動，甚至將勸諫的人免職。

在對內改革的同時，王莽也不忘與周邊四鄰建立新型外交關系。

稱帝后，他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為由，將原先冊封的周邊小國國王改封為侯，令其大為不滿，一時間西北、西南戰亂四起。

在東北，王莽征服高句麗，將其改名為“下句麗”。而對匈奴，王莽也一改以往的友好政策，不僅將“匈奴單于璽”代之以“新匈奴單于章”，還下詔令將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單于”。北境由此再無寧日。

戰爭激化了改制造成的矛盾，讓西漢末年留下的病癥一齊發作。

這場“法古改制”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6. 毀而無譽

西漢儒生的三觀，一向是很奇葩的。

漢宣帝時召集群臣，想給他的曾祖父漢武帝上廟號。西漢一代，皇帝掛了之后，大多數都有謚號�，F在人們所稱呼的漢文帝、漢景帝、漢昭帝什么的，都是謚號。而廟號，在西漢，一定是特別有成就，特別有作為的皇帝，才能擁有。比如文景之治中的父子倆，漢文帝的廟號是“太宗”，而漢景帝呢，沒有廟號。

所以當漢宣帝君臣討論漢武帝廟號時，有一位叫夏侯勝的大儒發話了。他說：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用，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四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

在他眼里，漢武帝因為不行仁政，于百姓沒有恩澤，就算他武功了得，也不配享有廟號。

所以前文提到的漢宣帝對西漢儒生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中肯的。所謂：“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

在儒生看來，盛如武帝、宣帝之時的西漢都尚不足取，更何況病魔纏身的暮年西漢了。眼前困難越大，他們便越懷念過去，否定當下，一味求古而不思進取。

王莽不僅是西漢儒生的代表，也是一種文化思潮的代表。

王莽的失敗，固然與他個人晚年過度自信、剛愎自用有關，但最根本的當時儒家治國理念的失敗。

吊詭的是，王莽死了，他的歷史就定格了，但儒家思想卻不會。

在后面近兩千年的時間里，儒家思想不停地演變、進化，不斷地完善，最終成了君主專制正統不二的維護者。而當時在西漢坑掉老劉家江山的黑歷史，漸漸沒有人再提起。

畢竟錯誤都是個人的，“儒家學說”怎么可能去背鍋呢？

就這樣，王莽，史上獨一無二的“民選皇帝”，慢慢演變成了居心叵測的“篡位者”。

在為儒家理想打工的路上，被儒家理想給坑了。就這么簡單。

歷史上有很多人，比如司馬懿，唐玄宗等，大半輩子好評如潮，卻最終晚節不保。假如王莽死在53歲而不是68歲，死在稱帝前而不是稱帝后，后人將如何評價他呢？

后世篡位者也很多，但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等等，皇帝當得還不賴，所以也不曾像王莽這樣受到后人的苛責和批判。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了，后人又將怎么說呢？

可惜沒如果。

唐朝詩人白居易說得對，這就是一個歷史的迷思，人性的迷思：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